天津维修基地圆满完成第一架737飞机ELT改装

尽管澳门属大陆法系地区，法官不能造法，终审法院对个案的判决书不是法律，仅具有个案的执行效力，对检察院来说只具有参考价值，但这种意见分歧应当得到解决，不能任其存在甚至发展，以致影响到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正常的刑事司法合作关系。

法国违宪审查的新动向是国际宪法领域的一项重要试验，具有比较法上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宪政制度发展的复杂性、特殊性和长期性的认识。令人欣喜的是，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走到尽头。

  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过去一年，学界对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也有诸多探讨。宪法权利体系提供了一种基于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体系法则。  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 关注并深入探讨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是过去一年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特点。要处理好效力冲突问题，要从人权保障的核心价值出发废除劳教制度，回归宪法文本，落实法治精神。比如，有学者以英国的诉讼案件为例探讨了变性人权利保护的法理与实践问题，指出由于法律通常只承认生物学性别，由此导致变性人的身份和地位不被法律认可，进而导致变性人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

只有严格地在每一部宪法所设定的立法体制框架下进行考察，我们才能对不同时期所制定的规范准确地进行身份认定。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改革与实践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仅仅在比拟的意义上，把这两大集团理解为君主党与贵族党，那么，正是这两党所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自由大宪章。

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中的这种地位，蕴含着这样的要求：不仅国家机关的国家行为要遵守宪法、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要遵守宪法，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也要遵守宪法，这是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长期以来，关于宪法与政党关系的另一面，即政党对于宪法的依赖关系，无论在宪法理论上还是宪法实践中，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在德国思想界，早就认识到政党对于国家制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必须用明确的法律对政党的作用、权利、义务和内部组织等事项加以规定。{8}（P31）在这个论断中，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包括了三个要素：党的执政、人民主权、法治国家。

虽然，各方面都更容易接受的折衷性的说法也许是：中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虽然中西政党的执政地位都必须依赖于宪法提供的合法性依据和正当性基础。

但它也没有展开有关政党问题的研究，仅仅用很小的篇幅概述了几个相互独立的问题：一是国会中的政党。通过这本著作，我们可以真实地体会到，1787年宪法就是联邦党与反联邦党之间斗争的产物。另一方面，政党依赖于宪法，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尤其依赖于宪法提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后，美国宪法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反复斗争的历史：当反联邦党人的势力站上风的时候，美国制定了邦联条例。

这份宪法性文件，就是大陆会议中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斗争的结果。其后产生的十多部法国宪法，其实也可以在一个相对独特的角度上，反映出不同政党之间此消彼涨的力量对比关系。回想建国初期，20多年时间里取得的赫赫战功（诸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正当性基础（50年代大量拍摄的战争题材的影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关于这种正当性基础的形象化表达）。除此之外，新近出版的陈新民的《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一书，以德国理论及制度为中心，专章讨论了政党的内部民主制度，分析了德国政党制度蕴含的宪法学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的宪法学理论来说，只有把这三个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使当代中国的宪法学理论成为彻底的理论、能够说服人的理论，并进而使这个理论不仅能够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还能改造这个世界--就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达的那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在这种既斗争又合作的两党关系中，英国议会于1679年制定了人身保护法--该法由辉格党起草，开始曾遭到否决，但辉格党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一系列的斗争，终于使其得以通过。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人民与国家这两大宪法主体之间，都存在着一个身影巨大、举足轻重的政党。

1912年，民国初建，由于临时约法以宪法的形式承认了人民结社建党、参与政治活动的合法性，这就为多党议会制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和保障。此外，纳粹德国制定的宪法性文件，比如1933年的授权法、1934年的联邦新组织法，等等，都反映了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党的意志，都是这个政党展开的政治活动的产物。在这样的视野下，宪法学的基本问题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了，因为在国家与公民之间，还有政党。以宪法与政党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为起点，可以发现，中国现行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是党的主张的法律化--这样的判断，已经得到了承认，但是，中国共产党享有的执政地位对于宪法的依赖性，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作为政党活动的成文法，它规定了政党的宪法地位和作用、政党的内部组织、选举中候选人的提名、选举经费补偿的原则和范围、帐目公开、实行对违宪政党的取缔等等。[4]   【作者简介】 喻中，重庆行政学院法学部。

这样一些宪法性文件不仅应当规范执政党的内部事务，还应当更具体地规定政党、国家、人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因为，在当代中国，单就影响国家与社会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任何组织或机构都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

李龙的《宪法基础理论》是教育部审定的九五规划研究生重点教材，{7}（P1）但在该著中也找不到政党的身影，更没有涉及到政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其根源在于，中国宪法主要是一种确认过去的宪法，它主要是确认某种已经存在的事实，记载某些已经发生的事实。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公众来说，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并没有成千上万的选择机会，而是只能在比如克里与布什之间做出选择，否则，他们手中的选票就将失去实际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党的意志一直都是制定宪法、修改宪法的灵魂。

试想，假如没有现代宪法设定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地位，恐怕就只剩下暴力革命这座独木桥了。比如，在一党制下，宪法基本上就是执政党意志的忠实体现。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掌权者统治地位的正当性，主要依赖于天道或天意，甚至阴阳五行之间的生克更替，都成了统治地位的正当性依据。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关系与宪法关系，就有必要更充分地考虑政党的宪法意义。

比如，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产物。见《人民日报》2004年3月9日第二版。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看，这样的发展方向都是可行的，其他国家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站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两个命题都是成立的。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一个相对宏观的理论层面上，单就宪法与政党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做出一个初步的梳理。在主流的宪法学理论中，宪法学的基本范畴主要是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等等。

{3}（P284）跟德国相比，中国执政党对于国家制度的影响更大，因而更有必要在宪法性文件中得到具体的规定。17世纪中叶，由于克伦威尔的军人统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与农民抗争运动，使得当时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开始向往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由此出现了1660年的复辟。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正当性，对于宪法的依赖程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稍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领袖个人魅力也承担了类似的功能。

对于这样的政治过程，人们也许已经习以为常，然而，这个过程的有序展开，却必须依赖于宪法提供的规则平台和制度基础。然而，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领袖个人魅力的消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政绩、特别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经济增长指标所提供的正当性依据--虽然在最近两年，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又被科学发展观所取代。

另一方面，政党离不开宪法，政党依赖于宪法，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尤其依赖于宪法提供的正当性依据，这就是说，宪法构成了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再次，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这个命题，还可以有效地解释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政治论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至于这样的结果是否使政党具有了国家机关的性质，则可以暂且存而不论。其实，在人民与国家之间，还有政党或执政党的存在--这样的宪法事实，不仅存在于当代中国，它同时也可以解释西方国家。